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浙江股票配资网，2025年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1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2万亿元。亮眼数据背后，是我国普惠金融的纵深推进。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普惠金融应如何精准滴灌更广泛的长尾群体？AI浪潮席卷而来，普惠金融又该如何借力升级？与此同时，股份行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密集获批开业，成为市场新变量，它们将如何重构普惠金融服务生态？围绕上述问题，近日，南都湾财社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
普惠金融进入“价值重塑期”
南都湾财社：回顾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关键的演进阶段？当前正处于一个怎样的新时期，核心特征是什么？
田利辉：我国普惠金融的演进脉络清晰，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设施奠基期”，以设立村镇银行、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为核心，着力打通物理通道，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政策驱动期”，在监管部门引导下，各家银行明确普惠信贷指标，业务实现“量”的快速增长。
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时期，我称之为“价值重塑期”。其最核心的特征是从单纯的信贷增速转向“量稳质升”，是从政策单轮驱动转向“科技-政策-商业可持续性”三足并立的新范式，是高质量发展时期。发展重心不再是简单的资金触达，而是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信用评估体系、优化风险定价，并积极探索普惠保险等多元化服务，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有机统一。价值重塑正在步入“数智融合、生态协同”的新阶段，核心特征是“金融+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数字人民币、AI等技术正重构普惠金融底层逻辑，让金融服务真正嵌入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
南都湾财社：我国普惠金融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面临哪些关键性挑战？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去应对？
田利辉：挑战主要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数智鸿沟”，数字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将缺乏数字足迹的“征信白户”和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二是商业可持续压力，服务下沉市场的运营成本与风险成本依然高企。三是能力失衡，部分机构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基于区域特色的精细化经营能力。此外，还要通过数智技术应对“可得性、风险、成本”的曾经不可能三角，改变服务不均衡与征信短板问题。
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监管层面需完善差异化政策，扩大涉企信息共享与担保范围，落实尽职免责。应着力构建“激励相容”的监管框架，对利用AI等技术有效服务长尾客户的机构，可在监管评级、流动性支持上给予适度倾斜，同时严防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
金融行业要深化数智化转型，构建智能风控体系，发展场景化金融，破解“不敢贷、不愿贷”难题。机构自身则需从“任务观”转向“生态观”，将普惠金融深度融入产业数字金融和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场景赋能来降低成本、识别风险。
警惕算法偏见导致新金融排斥
南都湾财社：关于普惠金融数智化转型，我们留意到，您曾经提出要借助AI、数字人民币等新技术和新工具，打通信任链路，攻克“最后100米”挑战。能否讲解一下，具体路径是怎样的？在运用这些前沿工具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田利辉：数智协同破局“最后100米”，需双轮驱动。AI能够通过大数据构建信用画像，破解信息不对称，实现精准获客与智能风控；数字人民币则凭借可追溯性，保障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降低监控成本。
具体来说，AI路径是融合卫星遥感、产业链数据构建“动态信用图谱”，使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主体获贷率显著提升。数字人民币路径则是通过“离线支付”覆盖网络盲区，“智能合约”实现涉农补贴自动还款，从源头降低违约风险。二者联动可形成“贷-付-还”闭环。
运用这些工具要做好三方面的风险防控：方言误判风险等算法歧视需动态纠偏；生物特征数据滥用须建“联邦学习”防护网；保留线下服务触点防“数字弃民”。也就是说，需警惕数据安全泄露、算法偏见导致的新金融排斥，以及隐私保护与技术适配性问题。要建立“技术可控、服务可及、风险可防”的监管框架。
南都湾财社：广东正全力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金融赋能至关重要。您刚才提到部分机构产品同质化严重，这一点在县域较为明显。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破局？
田利辉：县域产品同质化背后是三重枷锁，包括风控短板致依赖抵押贷款；盈利高压迫使复制成熟产品；人才断层使产业适配不足，如水产、陶瓷业无专属金融方案。
破局则需三剂解方，政府搭建特色产业库，如荔枝产量、预制菜订单，开发“产业周期贷”，破除数据破壁：省级担保平台承接劣后风险，释放机构创新空间，实现风险分担：客户经理转型“产业链金融顾问”，驻村设计“智慧果园贷”等定制产品，开展人才再造。核心则在扎根产业。需要成为县域经济“金融合伙人”，从而纾解同质化之困。
AIC有望塑造更具韧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格局
南都湾财社：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9.49%。其中，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分别增长了16.38%、3.85%、6.18%、4.18%。您认为，造成各类银行之间增速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这一格局下，各类银行应如何明确自身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
田利辉：增速差异生动反映了不同银行禀赋与战略的差异。大型银行增速领先，得益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全国性的科技平台以及在落实国家政策上的表率作用。股份行与城商行面临阶段性调整，正从追求规模转向优化客群结构与资产质量。农村金融机构增速放缓，则更多受制于区域经济结构和自身风控技术瓶颈。
从整个行业来讲，应形成“大行引领、中行特色、小行深耕”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有序协同发展。大型银行应发挥“头雁”作用，聚焦标准化的平台模式与核心技术输出；股份制银行可凭借灵活机制，深耕供应链金融与创新型小微企业；城商行必须扎根地方，成为区域特色产业的“金融合伙人”；农信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人熟地熟”，应巩固县域主阵地，融合线下“人情”与线上“数据”，做深做透农村普惠。
关键在于，各类银行应告别同质化内卷，在统一的普惠生态中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实现互补性竞争。譬如，大行聚焦产业链与科创企业，打造“科技+普惠”生态；股份行深耕细分赛道形成特色；城商行立足区域产业集群；农金机构坚守“三农”主业，形成错位协同格局。
南都湾财社：近期，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旗下AIC获批开业，此前兴业银行旗下AIC已正式开业。您认为，AIC这股力量将如何重塑我国普惠金融服务的整体格局？若要使其真正成为普惠金融的有力支撑，当前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田利辉：AIC的入局，标志着普惠金融正从传统的“信贷纾困”向“投贷联动、综合赋能”的更高形态演进。它将为解决小微科创企业的资本金问题和长期发展动力提供全新方案，是对银行间接融资体系的有力补充，有望重塑一个股债结合、更具韧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格局。AIC将填补普惠领域重组并购与长期资金供给缺口，优化风险分担机制。
然而，要让这股新生力量真正成为普惠金融的坚实支柱，当前最亟待突破的瓶颈在于投资能力与风险耐受度的错配。AIC传统的债转股业务模式与高风险、高成长性的普惠客群之间存在天然的不适配。核心问题是风险处置能力不足与普惠场景衔接不深，需强化AIC与中小微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避免脱离普惠本源。
因此，最核心的突破点在于，必须推动AIC建立起一套区别于传统PE/VC的、适应普惠领域高风险特点的投研体系、估值模型和更具耐心的中长期资本考核机制。同时，监管也需给予更多包容和试点空间，允许其在探索中建立新的、可持续的普惠股权投资范式。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兰兰浙江股票配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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